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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紙幣人物輝映令和新時代
日期: 19年04月3期 閱讀: 230
《中文導報》專題報道組

日本政府9日宣布將時隔約20年發行新版紙幣(日本銀行券)。有人認為發行新紙幣是為了配合新天皇、新年號和新時代的到來。新紙幣的肖像畫所選擇的人物為在民間經濟發揮過巨大作用的代表性人物澀澤榮一、推動女性教育的津田美子和終生貢獻于醫學事業的北里柴三郎,據說這三個人物的選擇與安倍政府激活民間的力量、推動女性更積極地參與社會與經濟活動及推進科技立國的政策與前景相關。

澀澤榮一:日本東洋倫理資本主義的鼻祖


4月9日,日本副總理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于記者會上公布新款日本銀行券的設計,其中10,000元紙鈔上的人物正面從明治時代著名思想家、慶應義塾大學創辦人福澤諭吉的肖像,改為幕末至大正初期活躍的武士(幕臣)、官僚、有“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的實業家澀澤榮一;背面為東京車站丸之內口。新款紙鈔預定于2024年發行。 日本戰后10000日元紙幣的圖案發行于1958年,正面是日本飛鳥時期思想家、政治家圣德太子,背面是鳳凰圖;1984年正面從圣德太子改為福澤諭吉,背面是日本國鳥綠雉,而現在又改為澀澤榮一,澀澤榮一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澀澤榮一(1940-1931)是幕末─大正初期活躍的日本武士(幕臣)、官僚、慈善家、實業家。



澀澤榮一。攝影者不明,引自維基百科。

澀澤榮一出生于武蔵國榛沢郡血洗島(現在的埼玉縣深谷市血洗島),家里是兼營染料、養蠶等的豪農家庭。澀澤榮一少年時代精讀四書五經和日本歷史,并精通劍道。由于精明能干,被德川幕府將軍輔佐人德川慶喜重用,1867年隨已成為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之弟、后來的水戶藩主德川昭武訪問歐洲,參加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并訪問歐洲各國,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生活方式,回國后幕府已經倒臺。

在明治政府時代,澀澤榮一曾任大藏省官員,1873年退職后成為一名實業家,設立參與經營第一國立銀行、東京證券交易所等多種企業和理化學研究所。有“日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他也熱心于教育事業,提攜文化事業,為建立二松學舍(現在的二松學舍大學)、商法講習所(現在的一橋大學)、大倉商業學校(現在的東京經濟大學)等而盡力。

澀澤榮一生前的事業遍及500多個企業,他的資本投入涉及銀行、鐵路、海運、漁業、文藝、鋼鐵、印刷、煤氣、保險、電氣、煉油、造紙、制糖、紡織、造酒、采礦等重要經濟部門,并涉及600多個教育機關和社會公共事業。

澀澤榮一還與實業家大倉喜八郎共辦帝國劇場。這是日本第一座西洋式劇場,于1911年 (明治44年) 3月1日竣工。由建筑家、實業家橫河民輔負責建筑設計,洋溢著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筑風格。當年最流行的宣傳口號就是“今日的帝劇、明日的三越”,象征消費時代的到來。之后陸續邀請意大利聲樂家演出歌劇,并上演歌舞伎、莎翁劇等各類舞臺名作。   

1924年10月20日,被地震毀滅的東京帝國劇場得以修復,該院經理大倉喜八郎為了舉行修復開幕式,邀請梅蘭芳赴日演出,梅蘭芳曾在1919年赴日演出,1924年再次應邀率團東渡。 梅蘭芳在帝國劇場共演出15場,從10月20日至23日,是慶賀大倉喜八郎88歲壽辰的內部演出。劇目是《麻姑獻壽》、《廉錦楓》、《紅線盜盒》、《貴妃醉酒》。

澀澤榮一還成為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的人。他1916年出版的著作《論語和算盤》,在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的同時,也講儒家的忠恕之道,按照儒家之道培養經營者的人格和作為企業領袖的素質,提倡“道德經濟合一”,提倡倫理和經濟的共同發展,強調發展經濟不是為了獨占利益,自己和家族的富裕和享受,而是要貢獻于國家的繁榮富強,將財富還原給社會,但是作為企業經營者,也缺少不了“算盤”這樣的技術的因素,經營者也需要掌握具體的技術。

據共同社4月10日報道,在去年3月的參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安倍在被問及自身“國家觀”時提及澀澤榮一的著作《論語與算盤》,稱“書中所談到的經濟富足與精神充實的平衡很重要”。


日本第一位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

進入令和時代之后,日元紙幣也迎來改版,新版的五千日元上的人物頭像,是日本第一位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

作為日本最早的女性教育家,津田梅子還是日本歷史上年齡最小的公派留學生,還不到7歲時,就被當時的明治政府派往美國留學,留學十年,17歲才返回日本。



津田梅子。攝影者不明。引自維基百科。

在1871年,明治政府出使西方,希望能夠就改正不平等條約問題向外國進行交涉、并視察歐美諸國的現代化發展。這就是明治維新早年外交歷程中,最大規模的派遣出使運動—巖倉使團。津田梅子在父親的安排下,也有隨行使節團出使美國,成為使團中五名女團員的其中年齡最小的一位。津田梅子在美國進修英語及鋼琴,住在一對畫家夫婦家中,這五名小留學生里,年齡比較大的兩人因為患上思鄉病而于10月就回國了,反倒是年齡小的三個女孩留在美國,三個小女孩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成為一生的摯友。

在她留美生活期間,她開始信奉基督教,在1873年受洗成為了教徒。1878年,在喬治鎮學院畢業以后,她進入一所私立女學校繼續進修拉丁語及法語語學、英語文學、自然科學、心理學、藝術。給日本寫信也開始使用英文。1882年7月她畢業并在11月回國。 

1882年11月,津田梅子回國以后,幾乎忘記了如何說日語,對話甚至需要有翻譯,另外兩個女孩也是這樣。

津田梅子回日本后受邀到外務大臣井上馨主辦的晚會,并見伊藤博文(日本原首相),被邀請去他家指教英文。她在伊藤家教英文,自己則跟隨日本以華族女性為對象的私塾學習日語。一邊教英語,一邊學日語,這樣過了三年時間。在三年多時間的華族教育生涯中,她不認同華族女子學校的教學風氣及學校政策。津田梅子在美國住在一對夫妻關系平等的家庭中,所以對于日本的男尊女卑式家庭模式很是不贊成。對于要求女子賢惠溫順的教育也不能認可,她決定再次去美國。1889年7月津田梅子再度赴美。因為當時熱衷研究達爾文的進化論,于是她在賓夕凡尼亞州的布林茅爾學院專攻生物學,她亦有攻讀教育課程。大學提出希望她一直留在美國進行研究做學問,但她還是堅持回日本了。其實,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如果一個女子要貫徹獨身主義并致力于學問和工作,在美國的環境應該說比在日本更適合,然而津田梅子心懷使命,希望能推動日本的女子教育。

津田梅子回國以后,通過公開言論再推動女子教學,1889年的女子教育法確保了一個府縣必須要有一間女子高中,但女子高中的質素始終因政府政策而不及男子高中,于是津田梅子1900年在東京的麴町創立女子英學塾,由于資金短缺,津田梅子需盡力籌措經費,經過她多番奔走,1903年女子英學塾終取得官方支持。

津田梅子也并非是一個標新立異的女權主義者,她在送走學校畢業生時說:“一方面要拋棄舊時代的束縛,探求新生事物,同時也希望你們能保持優良的傳統。”

津田梅子畢生為女子教育付出心血,身體日漸衰弱。1919年她回到鎌倉的別墅休養,在1929年8月16日病逝,在她去世后,女子英學塾1933年改名為津田英學塾,在1943年,又改為津田塾專門學校,終在1948年,升格為大學,名為津田塾大學。至今在日本,津田塾大學名聲在外,口碑不錯,考試難易度都在中等以上,有些系偏差值達到60(也就是相當難考入),作為日本女子教育先驅,堪稱桃李滿天下,受到后人敬重和感佩。


日本“細菌學之父” :北里柴三郎


從圣德太子、伊藤博文、夏目漱石到野口英世,日本二戰后一千日元紙幣上的人物肖像經歷半個世紀變遷,易主四位,他們無一例外,均為日本近代歷史上政治、醫學領域的奠基者,受到國民愛戴與尊重。隨著日本進入“令和”時代,日元貨幣將會進行變更,暫定于2024年發行的新日本銀行券,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被選定登上一千日元紙鈔,這是繼野口英世之后又一名醫學家獲得此殊榮。



北里柴三郎。 引自維基百科(沒有有關攝影者的信息)。

北里柴三郎1853年出生于肥后國(熊本縣)的一個莊園主家庭。少年時代的北里,夢想成為一名武士,但明治維新后,武士階層消亡,他進入熊本醫學所上學,自此踏上從醫之途。學習期間,北里成績優異,在荷蘭醫生曼斯費爾德的指導下打下了堅實的醫學基礎,而后他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苦讀八年,獲得“醫學士”稱號。

1884年,內務省的衛生試驗所內建立了一個細菌檢查室,當時的細菌學在世界上還是一個新開辟的學科,不被大眾所知,北里柴三郎畢業不久便供職于這里。很快,他應用所學的細菌學知識,在東京市內查出了雞霍亂菌,又證實了存在的霍亂菌。日本內務省衛生局根據北里柴三郎出色的工作成績,決定舉薦他留學德國。

他來到德國從師于柏林大學教授羅伯特·科赫,研究許多細菌學者都未能突破的“破傷風菌的純粹培養”,并在1889年研究成功,北里借這一偉大發現聞名于世。

1894年,香港地區鼠疫猖獗,北里親率日本醫務界前往香港調查鼠疫之流行研究,發現了鼠疫菌,抑制了鼠疫的蔓延。

1901年,北里與德國醫學家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被提名首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最終由貝林摘得桂冠。有人認為與其一同開發血清療法、主導抗毒素研究的北里被諾貝爾獎忽略。雖未獲獎,但北里、貝林2人共同開發血清療法的史實已被確認。因此,日本學界設有貝林?北里獎,紀念他的貢獻。

此后,北里創建北里研究所,繼續從事科研事業。1916年當選為“大日本醫生會”的會長和“帝國聯合醫會”的會長,還被外國二十多個著名學術團體選為會員,享有很高的國際聲望。

1917年北里研究所歸屬于慶應義塾大學新設醫學細,任醫學系主任。

1924年受賜男爵勛位,列身華族。 1931年6月13日,北里柴三郎在睡眠中因腦溢血故去,終年81歲。

日本郵政省于2003年11月4日第二次發行的《文化人》系列紀念郵票,第十二集中第二枚圖案,采用的就是細菌學家北里柴三郎肖像以及他的顯微鏡。

北里對于世界細菌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于推廣、普及和提高日本的細菌學事業付出了畢生的精力,日本人民深深地懷念他,把他譽為日本的“細菌學之父”。

作為最早被提名諾貝爾獎的兩名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野口英世分別登上日本銀行券,應該是日本全國對于兩位科學家最好的肯定與褒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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